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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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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身体被抛入更加扑朔迷离的语境之中，有关后人类乃至超人类的言说则因此兴起。那么，人类真的能够超越身体而进入无限增殖的虚拟空间中吗？身体变化的界线到底在哪里？即将到来的时代应该称为后人类还是超人类？在本组文章中，三位学者展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刘慧姝教授解读了凯瑟琳·海勒( Hayles)的后人类思想，认为她从控制论的角度探索后人类观念的生成机制，消解了横亘在有机体和技术之间的虚拟边界，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信息技术交互建构的可能性，展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主体边界被扩展到后人类疆域的具体机制。通过诸如此类的阐释，一个同时具有连续性和间断性的异质空间已经生成，“人类”话语与“后人类”话语则共存于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而这本身就体现了后人类思想的建构特色与理想追求。

简圣宇教授强调“后人类”范畴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他发现人工智能条件下的人机关系牵连出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坐标系，提供了重新研究身心关系的可能性。在由此产生的具有吊诡意味的语境中，人类开始了自己超越自然身体范畴的感官延伸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主体性也因此进入了超越古典范畴的持续扩容状态，与此同时，自然人类向人工智能让渡主体性的序幕也不知不觉被掀开。主体性让渡所产生的风险须被正视。在当下采用后人类纪视野考辨身体审美及相关理念问题，有助于我们超越思维局限去思考更前沿的学术问题，在“未来未至”之时即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前期准备工作。

王坤宇副教授聚焦人工智能电影这一新兴艺术样式，探讨了它所牵连出的身体美学问题。他认为身体是艺术具象化的核心对象之一，是理解人工智能电影的重要关枢。通过引入基因工程、增强外骨骼、缸中脑等多个要素，人工智能电影生发出数种后人类身体模型。不过，变中之不变乃是身体的重要性：身体既是人工智能影像所建构的世界的核心要素，又是接受这一运动影像的客体，还是促成这一过程-关系事件发生的主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预演人工智能电影的前景。

凯瑟琳·海勒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的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主要研究科学、文学与技术的关系，在后人类批评方面成就卓越。随着当前科技文化的发展，人们将信息作为身体表达的必要代码，相信信息不仅能在不同材料的基质之间循环且自身还不被改变。海勒描绘了人机关系发展的三大阶段，展现了人类身体界线的变动历程，勾勒了后人类如何被建构的过程。第一阶段强调信息如何失去“身体”，即如何被概念化，成为与物质形态相互分离的实体；第二个阶段揭示电子人如何在二战后被塑造为技术产品与文化偶像；第三个阶段是关于历史建构“人类”如何逐渐让位于建构“后人类”。

一、人类与后人类的关系

在后人类的诸多观念中，海勒最为关注的是人类与后人类的界线问题。“后人类”的概念尽管能从社会学、伦理学、科学、文学等角度去探索，“但无论是后人类本身(智能机器人)还是后人类观念，都可以先放到控制论的发展历史中去理解”[1]。海勒揭示了后人类观念的演进线索：控制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机器人，而当机器人威胁到人类的主体地位时，后人类的观念才会出现，随后才有这种观念体现在文学艺术之中。

在计算机的初创时代，为了让“智能”成为符号处理的固有属性，消除了人类的具体形象。研究者们围绕图灵测试努力尝试消除具体形象，最重要的是形式的生成和信息形态的控制。人类的身份在本质上就成为了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实体化的规定和表现。

图灵测试是为了证明机器能进行思考，莫拉维克测试则旨在证明机器可以成为人类意识的储存器，即为各种使用目的服务的机器可以变成人。“图灵暗示，重新协商人类与机器的界线，将会涉及的不仅是将‘谁能思考’转化为‘能思考什么’的问题”[2]序言，它还包括有必要追问自由主体的其他特征，因为它在区分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方面至为关键。表现的身体在电脑屏幕的对面，呈现为人类的血肉之躯；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图灵测试已然证明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之间能够重叠，甚至能重新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性别身份。技术的介入使得两个身体密切联系，再现的身体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不再分离。一旦人们进入测试所规定的控制论范围，测试会将人的意志、愿望和知觉胶结成一个分布式的认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再现的身体和表现的身体通过不断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起来”[2]序言。不管受试者对表现在屏幕上的实体赋予怎样的认同，在系统运转之下都已变成后人类。目前关于“后人类”的阐释虽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主体都体现为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后人类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后人类认为意识或观念只是偶然现象，并非是笛卡尔之前的将意识当作人类身份的中心，人的身体原是人类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拓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后人类看来，“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与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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