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3)

信息理论在二战之后深入发展，各种虚拟现实技术及其全身调节的潜力描绘了有序的模式和无序的随机性。在系统中有序的模式和无序的随机性通过一种复杂的辩证法绑在一起，相互之间成为有益的补充，每一种元素都有助于界定其他元素，都为信息在系统中流动做出贡献。虚拟现实技术已成功将用户的感知系统置入计算机的反馈系统之中，为用户创造出一种身处计算机的幻象，人机的互动来自于技术-生物一体化线路中连接身体和模拟的反馈回路。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高度异质的、分裂的世界，由于物质性界面发生了改变，模式/随机的形态主导性地取代了在场/缺席的形态。信息的效力实际上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信号和物质性之间的相互纠缠给身体与书本带来了类似的双重性。在分子生物学中，人类身体既被理解为基因信息的一种表达，也被理解成一种物理结构。与之相似的文学文集既是一个物理客体，也是一个表达空间。两者既是身体也是信息。在身体被描写在文学文本中时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文本身体被编码到信息媒介中时产生的变化，具有极为深刻的联系。这两种变化都与人类的身体建构与信息技术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变化具有复杂的关系，海勒将这种关系网命名为“信息论”[2]39。这种信息论不仅意指各种信息技术，而且包括引发、深化随之发展的各学科与文化领域的变化。当前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认知转换，在两个层面同时影响了人类身体与文本身体。一是身体(物质基质)中的变化;二是消息(表现代码)中的变化。海勒将文本中的表现世界、文字隐含的表达模式、与信息技术交互作用建构的具身经验，以及信息技术本身之间来回转换，展现了后人类的演变图景，揭示了身体的物质性与信息技术的连通变化与交互建构。

信息技术下的能指对丰富内部作用的差异开放，当用户与系统互动时，他们在自己的身体中发现了文本变移性，信息理论创造了“闪烁的能指”[2]39，其主要特征是无法预料的变形、衰变和扩散倾向。在信息论中，能指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单独的标记，而是作为通过在相关编码作用下由各种随意关系交织起来的、具有可变性的标识符链条存在。随机性对于信息既是相对抗的，又是存在于其本质之中的。突变是模式/随机辩证关系中的突变，标志着既定模式的彻底断裂，乃至持续复制的预期难以为继，突变所测试出来的随机性正是隐含于模式的理念中，突变决定了模式和随机之间的分叉点，把系统运作带入到新的方向，展现了随机性的生产性潜力。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转变，渗透到当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但其发展过程极不平衡，海勒将这种转变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文本称为“信息叙事”[2]47。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漫游者》《计数归零》《蒙娜·丽莎超速》引发了计算机科幻小说运动。《神经漫游者》[3]中Pov通过充当代替角色缺席的身体的位置标记，构成了角色的主体性。小说明确意识到时空可用作连接意识和数据的中介。Pov隐喻为一种交互式空间，数据景观由穿过其中的Pov运动进行叙述，数据由此被人格化了，主体被计算机化了，两者结成一种共生的联合叙事。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过渡，表征为从看重所有权转移到重视使用权。小说文本中曾非常重要的公/私区别也被彻底改造了。“使用”暗示着一种凭证获取的实践活动，利用的是模式而不是在场来区分是否有进入的权力。“进入”的动作本身也是对数据的使用而不是物理位置的改变。在唐·德里罗的《白噪音》[4]中，格莱德尼的死亡早就被预示为一种围绕着计算机数据显示的脉冲星模式，他的肉身被信息模式所渗透，信息模式建构了并预言了他必死的命运。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漫漫冬夜的旅人》[5]生动展现了信息技术对于实体书的冲击。通过控制论回路与信息技术已相结合的主体性，再通过小说技法与数据结合，进一步内置到回路之中。物质性与非物质性通过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接合起来。

信息论的书写让位于闪烁的能指，叙述者变成了获准使用相关代码的电子人。叙述者建构成编码操作者，对于建构读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闪烁的表意把编码的生成能力延伸到文本之外，包括技术生成文本的表意过程，以及将人类置入完整线路中的交互界面。解码过程意味着没有源文本——第一版、复印品或全息手稿。只有闪烁的能指，其转瞬即逝的模式表明了所有的语境都是通过电子手段介入来建构。将解码者与系统紧密相连的是解码者作为电子人的构想。功能性被用来描绘在人机交互界面中活动的交流模式。功能性既能描述计算机的性能，也指示用户的传感装置怎样通过训练来适应计算机的反应。思考物质性的途径之一是借助功能性，与虚拟现实打交道时，用户学会了根据计算机接受的风格化动作来移动身体的部位，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大脑体验的神经构造改变了，其中一些变化可能是持久的。人类建造了计算机，计算机也在塑造人类。当叙述的功能性改变时，文本就会产生一种新读者。闪烁表意的物质效果向外扩散，因为读者经过训练，开始通过不同的功能性来阅读，这就会影响他们怎样解读文本。因此，信息技术将模式/随机性推到历史的前台而把在场/缺席送入背景之时，其可能引发的后果将会跨越叙事，进入许多文化领域之中，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物质性和实体的系统性贬值”[2]64。正是因为物质条件和实体体验的改变使得这种转变根植于日常体验之中，这种讽刺性的趋势也表明了模式和在场处于对立关系的两方。关注重点越倾向于一方，另一方就越少得到注意与重视。而当个体在模式和在场相互加强支持的可能性中获得乐趣时，完全不同的阅读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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