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4)

海勒将人类与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不同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的特定结构，揭示了具形的物质实践方式。她定义人类的参照点是自由人本主义传统，当计算机替代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的基础时，后人类便出现了。这种变化和进步促使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后人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与智能机器的接合，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接合，使得生物学的有机与具备生物学的信息回路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能够辨认，伴随这一变化的是表意的理解与体验方式的相应转变。海勒希望在将人类建构为实体化的虚拟体的环境之中生活、工作和娱乐，开启模式和在场互补性而非对立性的可能。当人们急切探索网络空间的新图景之时，海勒警醒物质世界的脆弱性是不可取代的。信息具有物质性，如同人类不可能离开载体而存在，这种载体是实在化的、特定的，作为物质的实体而存在于世。载体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复制，一旦构成它的特定格式消失，丢失的数据将永不复返。

三、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海勒从控制论的历史发展中探索后人类的概念，以及人类身体界线的演变历程。第一波控制论浪潮的最具革命性后果是产生了某种观念，即认为人类主体的各种界线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建构的。[2]111控制论将控制、传播以及信息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进行概念化处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界线的看法。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的宣言”中，提及电子人打破传统物种分类界线的潜力。[6]电子人颠覆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运用神经系统的反馈代替认知，挑战了人与动物的差异，消除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别。电子人展示了各种有关身体界线的争论。不同的身体界线标志着阶级、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控制论暗示身体的界线是可供争夺的。控制论是关系的科学而非本质，因此其建构的类比关系不仅是修辞数据而是系统，而信息的边界对于主体性的观念建构至关重要。

在控制论的第一次浪潮中，诺伯特·维纳试图创造一种能保护自主性和个性的控制论，将人与机器放在同一范畴之内。到20世纪80年代时，自由人本主义与自我调节之间的连结线大规模地断裂了。电子人分享了想象与技术实在性的双重力量，标志了传统身份概念的结束，指向了生成新型主体性的控制论回路。伯纳德·沃尔夫的小说《地狱边缘》[7]体现了电子人和文学身体之间复杂动态的表演，表明了文本身体与物质身体的双重纠缠。文本构想了各种由连字符交接的反向性形式：人类-机器、男性-女性、文本-旁注。被连接的反向极性不能保持他们的身份不变，连线构成的回路意味着一种更具反身性和变革性的联合。当身体被连接到控制论的线路，对线路的改造必然也会改造意识。“通过多重反馈回路连接到它自己设计的对象，思维/智力(mind)也成为设计的对象。”[2]152电子人既是一种技术实体又是一种话语建构，它指向一种得到改进的杂交物种，甚至有可能成为人类进化的继承者。维纳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约束控制论的这种革命性潜力，以防它威胁到深入其思想的自由人本主义。大卫·韦尔斯的《假肢》[8]揭示了文本身体与物质身体构成的双重纠缠。写作是将作者的身体延伸到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写作的功能如同技术性辅助设备，与作者的思考和神经线路紧密连接在一起。文本中的身体和文本的身体，不仅象征电子人而且共同构成了电子人，在电子人的一体化线路中，文本的物理身体与表现的身体一起向后人类演进和发展。

第二波控制论的浪潮中，观察者并非只是客观地辨识预先存在的系统，而是通过观察行为创造新的系统。边界问题在自创生理论中也很重要，但自主性/自律性的涵义还是发生了很大改变。马图拉纳设想自创生理论应该作为一种重新连接道德和科学的途径。观察者不是被动地感知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现实。马图纳拉认为，这种建构依赖是位置而不是个性，在自创生理论中，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主观主义，而是相对主义。[9]观察者始于一个自创生单位，观察者系统可以生成对自身互动行为的表现。当这个系统与这些表现发生递归性的互动时，它就变成了观察者，形成了反身性的螺旋缠绕的复杂性。因此，自创生运动不但界定了自己的世界，而且因为系统反身性地回归对自身的表现，生成了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主体。自由人本主义将自我建立在占有式个人主义观念的基础之上。海勒指出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主体自主性和个体性的根本基础已经从占有内涵发生转变，取而代之、被委以重任的是以组织性闭合和反身性为基础的各种属性。[2]193自创生理论将“观察者的领域”当作在某些方面解构了自由人本主义，同时又另外加以复原的一种行动。自主性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个体建立了一个存在的范围，在此范围内最理想的情况是主体可以学会尊重其他自创生实体的界线，界线确定自创生实体的方式。[2]194

文章来源：《微计算机信息》 网址: http://www.wjsjxx.cn/qikandaodu/2021/0707/4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