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7)

《伽拉忒亚2.2》的结构具有多重递归、重叠和反向传播的特点。小说叙述者里克回忆自己与C.之间失败的交往关系，作为里克恋爱对象的女子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句点，处理程序却没有句点。黑色的圆点标志着个体与处理程序之间的差异，在此意义上句点即是区分人类与后人类的标记。黑色的句点盘桓在两个表意系统之间，既指涉人类又指涉后人类，通过这种暧昧性激发了人类和后人类彼此作为自己的镜像。C.是一个具身化的生物，可以在物质世界中运动，海伦是一个分布性的软件系统，尽管具有物质载体，但在任何类似人类的世界中都不具有身体。从现身与缺席之间丰富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物质与意义的联系与分离。作为一个后人类的创造物，海伦从与人类相反的方向接近了意义。海伦在学习人类语言时遇到了问题，因为在她的具身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应编码在人类语言中的身体性感觉。海伦与里克故事交织的深层同源性在于由语言创造的与社会的疏离感。与语言的非自然化过程并行不悖的是里克和海伦经历的一种感情，海伦不可能像人类一样体会具身化感受的铭写。文本的叙事建立在映象与分裂、现身与缺席、物质与意义等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后人类的出现不是作为人类的竞争者或继任者，而是作为一个渴望已久的伙伴，一种帮助人类减轻在世的孤独感的意识。鲍威尔指出：“在有意识的计算机和有意识的人类之间，还是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不管后人类是什么，他们都不能消灭孤独，孤独感源于写作与生命、铭写与具身之间的差别。”[2]368《雪崩》描绘的世界半虚拟半真实，由一个强大的隐喻驱动：人类就是计算机。“雪崩”是计算机的隐语，意指一种系统破坏和病菌。计算机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甚至像传染病、迷幻剂或一种宗教发生作用。如果说《伽拉忒亚2.2》是在追溯意识基本层面开始的递归性发展，《雪崩》则旨在描绘人类崩溃回落到这一基本层面时对意识的强制性剥离。在《雪崩》的叙事中，当人类失去意识时，铭写和归并合并起来，人类自由意志和自主性不再发挥作用，它们都成为执行程序的内存。尽管《雪崩》最后立足于保护人类自主性、个性与意识，但是通过物质的能指与能指的物质性之间创造的纠缠回路，进一步加强了人类与计算机的综合。通过强调信息世界中的行动性语言的力量，小说执行了人类作为计算机的构想，计算机模拟和认知之间的深层同源性强化了这样的想法：对于人类大脑和计算机而言，铭写和归并在某个基本层面是融合在一起的，指出人类从来都是后人类。小说的结尾，史蒂芬森指出，人类真的是运行安装程序的信息处理装置，意识和理性进化的附加物允许人类从以前曾经是的后人类中跳出来。小说隐含的启示则是：“不管社会在技术上变得多么先进，技术始终无法取代个人亲身的纽带，这种纽带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他们自身的感觉和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378

对于后人类的态度，四篇文本体现了被接受和包容、抵制与反抗的两种倾向，控制论的发展中看到的序列化模式继续存在，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被重新编写进后人类，但自我与意识心灵的同一性则被彻底改变，这些文本的主体通过循环在不同编码层之间的递归性反馈回路获得了意识。后人类主体性体现了两个特征。其一，强调多重编码结构。后人类需要不同的涵义模型以识别神经语言结构和计算机语言结构的区别性特征。其二，后人类的观念深入牵涉到界线问题，特别是重新划界改变了自我与人格的核心场所之时。身份的场所从大脑转移到细胞，或者从新皮层转移到脑干，主体的天性也会剧烈地变化，这些文本揭示了意识的虚弱。“意识心灵可以被操纵，被叛变的细胞切除，然后被吸收到人造意识中，或者通过有缺陷的记忆被反向传播。”[2]379意识被视为多重编码的产物，不能简单地假设意识保证了自我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后意识主体。人类-计算机等式的一种涵义是关于基本编码层，铭写和归并在基本编码层相互结合。当从基本编码层向上运动时，铭写倾向于从归并分叉，变成表现性的而非行动性的。“从人类向后人类的转变，其中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作为不断进化/发展中的铭写与归并之间的一系列变化。”[2]380文本对于某种人类主体还是有始终如一的坚持。后人类中的“后”表明已经部分地存在于此的变化，“人类”则表明这些变化的序列天性。海勒强调人类首先是具身化生物，这种具身生物的复杂性意味着人类意识的呈现方式，与智能在控制论机器中的具身化方式很不相同。而加强对人类的具身功能的认知，才能更好地塑造后人类。布鲁诺·拉图尔指出，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序列化的控制论历史——从既定的网络中诞生，变成物质的真实，被社会约束，被话语建构——暗示，由于相似的原因，我们一直都是后人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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