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2)

后人类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后人类的集体异源性特征隐含着一种分散的认知，分别位于相互之间仅有微弱交流的身体各部分之间。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一个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2]5。后人类将身体建构成为信息，在后人类的人机关系思想中，具体形象(身体)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被大力贬低或彻底抹去了。后人类尽管在很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解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但它强调的是观念而非具体形式(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后人类将具体形式(身体)建构成思想/信息的具体证明，是对自由传统的继承而不是抛弃。”[2]7海勒追溯“天生的自我”与“控制论的后人类”之间存在的连续与断裂，并非为恢复自由的主体而努力，她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视为一种机会，藉此重新考察当代关于控制论主体的讨论中将继续被抹杀的肉体。海勒反对后人类植入的一种文化，即将身体视为时尚的饰品而非自我存在的基础；她期冀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后人类，即尽可能体现各种信息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或者无形的永恒；“承认并且宣扬：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2]7-8。海勒通过人类身体向信息身体、虚拟身体、后人类身体的演进历程，运用文学文本与科技交互对应的方式，展现了迥异于自由主体的不同主体性的迁化形态，即自由主体的人类如何代替为后人类的过程，“人类”与“后人类”如何共存于一个不断变换的结构之中，这种结构总是随着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改变。科学与文学都将人类自身理解为生存于具体世界和语言中的具体生物。文学并非技术发展的被动管道，它们“在文化语境中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2]28。科学文本揭示科学的基本假设与原理，为特定研究提供理论视野与实用功效；文学文本能阐释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议题，与观念转变与技术创新相呼应。

二、具形实践的物质性

物理学和人类科学的研究者虽然承认物质性的重要，但还是共同创造了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身体的物质性是第二位的，身体编码的逻辑或者符号结构是第一位的。”[2]257福柯的考古学将身体视为话语系统的规训，海勒沿用了福柯的考古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福柯的分析。她通过话语的建构考察人类与周遭物质条件的相互作用，探索具形/体塑(embodiment)与书写、技术、意识形态并行的异质空间，提出了一种更为灵活、具创新意义的框架结构，并试图在该结构中思考虚拟时代的具形实践。究其实，信息时代并非表明身体的消失，而是标志着某种特殊主体性的出现，这种主体性由信息论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相互交叉而构成，体现了身体既作为话语的建构又不受制于这种建构。这种框架结构包括了两种不断相互作用的极性。第一种极性是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身体与某种文化中的个人感觉、并且表达的具形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极性为铭写(inscribing)与归并(incorporating)这两种实践之间的互动。[2]259形成极性的差别具有启发性而非绝对性，对于理解非物质的意识形态与物质条件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形与身体的概念不同。身体与某种标准、话语概念具有规范的关系，具形处于特定的时空、生理与文化语境之中，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规定性。身体暗示某种柏拉图式的现实，具有理想化的形式，具形则是从嘈杂的差异中生成的特殊实例。“相对于身体，具形/体塑是他者或别处，是处于无限的变化、特性和异常之中的过度与不足。”[2]264在任何既定的时期，具形的体验都与各种身体观念不断互动，始终层叠在文化之中。具形是通过个体来表达的，因此它与霸权的文化建构存在着初始的紧张关系。身体可以毫无怨言地消失在信息之中，但是具形则不能，它与具体场合的人与环境密不可分，其特殊性会带来抵制或颠覆、过度和偏差的策略。身体在某种文化中被归化是最主要的，具形通过与各种身体观念之间的互动被归化是次要的。当理论家们解开归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时，遭受放逐与疏远的不是身体而是具形。

正如具形与身体处于不断地互动之中，铭写实践也不断与归并进行互动，将实践抽象为符号。铭写是标准化的、抽象的，它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任何特定表现运行的符号系统。与铭写相反的是归并。具形的存在离不开物质结构，物质结构总以某种程度偏离抽象表现；归并实践的存在，离不开实施归并的具形生物，具形的生物总以某种方式偏离规范。归并实践表示一种通过重复的执行直到它变成习惯而编码到身体记忆之中的行为，“归并实践表现身体性的内容；铭写实践校正和调节表现。因此，归并和铭写实践一起创造了文化解构”[2]268。既定文化中性别的构成，经由性别化的语言和身体实践产生并维护，将身体规训和归并到复杂的意义与表现之中。由此可见，归并产生于身体与具形、抽象模型与具体语境之间的合作。具体语境是抽象模型的实体化表现，铭写一旦完成，能从一个语境转换到另一个语境，而归并不能完全脱离其语境。海勒厘清了归并、铭写与技术性物质之间的关系，较为合理地描述了其反馈回路的运作机制。在技术创新与话语实践的反馈回路中，归并是一种关键的连接。影响人们利用身体、体验时空的新技术通常会导致归并实践发生变化；通过创造新的经验结构，具形介入到技术和话语之间，“新经验结构则充当了相应话语系统创造活动的界标”[2]275。具形通过隐喻的网络被编码到语言之中，坚持复数的身体特性强化了隐喻的网络。为了对应具形的不同经验，隐喻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技术创新或文化的转变使得处于变化中的具形经验不断进入语言，改变在文化中发挥作用的隐喻网络。与此同时，话语的建构也会改变身体穿越时空的方式，影响技术的发展并帮助结构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界面。海勒把伯勒斯的小说视为后人类的预兆，并更直接地将之作为身体/具形和铭写/归并持续相互作用的场所来观察，展示了铭写与归并实践共同创造的后现代技术和文化的异质空间。海勒最近还关注西方的科技电影与后人类思想，揭示其对身体的态度分为两种：“一是借助机器(假肢)扩张身体的界线、增强身体的能力;二是将生命的本质信息化，消解身体的决定性作用。”[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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