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5)

第一波控制论在剥离信息的实体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电子人设想为有机体和机械体的集合；第二波控制论的自创生理论则将信息界定为一种抽象，典范的电子人是一种状态，思考社会系统是否具有生命。自创生理论保留了自由人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特征，但是它将思考视为自创生实体与它自身的表现进行互动时产生的附带性结果。思考的产物——自觉或自我意识被贬低为单纯的语言效果，体现了正在失去电子人作为身份中枢的心智。瓦雷拉和他的合作者通过多种超越自生系统论的方式探索具身的结构作用。他们探索了“生成”[10]的概念。“生成”将生命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结合视为机体的发展基石。“生成”强调知觉是通过感觉所引导的行动而构成。与自创生过程的循环性和封闭性相比，“生成”强调神经系统与感官表面的联系，以及连接机体与环境的运动能力。“生成”理论中，意识被视为一种注定要爆炸的认知性气球，因为人类总归会发现他们存在的真正本质。当自由主体被认为自至始至终是一种幻觉，它的各种界线就不再大量地被穿透、延伸或者溶解。面对自由主体的失落，维纳和马图拉纳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怀旧，瓦雷拉则热情欢迎这一契机的到来——自我(self)渐渐消失，觉悟扩展为对真正本质的实现或认识。瓦雷拉与合作者表明，认知可以通过离散的、半自主的代理机构来进行模仿，因此各种当代的认知模型含蓄地解构了“统一的自我”这一概念。每一个代理机构相对独立地运行一种专门完成某种特殊活动而设计的模块化程序。只有当代理机构发生冲突时，裁决程序才会介入解决问题。在这种模型中，意识作为一种伴随现象而出现，这些模型塑造了意识。[2]207瓦雷拉遵循了泽勒尼等人极力奉行的思想路线——把自创生理论与自我组织系统的动力学结合起来。对自创生理论进行补充，使之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变化和转换，并同时具体说明了自创生系统从当前的瞬间进入另一个瞬间的机制和动力学。这些将生命机体想象为一个快速的、反应的、灵活的、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自我组织系统，其目的是帮助自创生理论摆脱自身无休止的重复性循环。

在这种新的转变中，自创生理论变得不像第一波控制论中的自动平衡机，而更像第三波控制论标本的自我进化程序。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展示了仿真机器人与自我和世界之间不稳定的界线的紧密关联。他写于1962到1966年间的小说致力于定义人类或将人类和人工生命并置起来。迪克的叙事呈现出控制论与一系列令人关切问题之间的联系：控制论与破坏性资本主义批判，控制论与联系女性和仿真机器人的某种性别观念，熵与精神分裂症妄想之间的特异联系，持续不断的怀疑——客体围绕着我们，但实际上现实也是虚假的。迪克的写作具有多重性，暗示着分裂、组合与重组。机器人与其说是一种固定的符号，不如说是一种能指，“既规定又暗示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精神分裂的、实体分离的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主体位置”[2]214。文本引发了一种伦理性思考：“当人类对创造物——不管是生物的还是机械的——表现出容忍和关爱，与它们共享这个星球的时候，就会处于自己最佳的状态。”[2]256

就控制论而言，观察者和系统被相互反身性地绑扎在一起。反身性的复杂性不能否定或取消体现在身体中的沉淀历史的重要性。通过与文化意义共鸣的隐喻进行阐释，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凝结的隐喻，一种物理结构，它的局限和可能性是通过进化的历史形成的，而这种进化史是智能机器无法共享的。人类与智能机器很可能进入到一种共生的关系，或者可能被智能机器所取代，但毕竟机器人的具身与人类的身体明显不同，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还存在限制。因此，对后人类将来的恐怖尽管没有消失，但已经不再是毁灭性的，“转而形成一种更温和的对于社会、技术、政治和文化变化序列的看法”[2]385。

德里达意义上的在场/缺席旨在解构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伴随其中的等级制与霸权压迫。而在后人类的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随机并不仅仅只是模式的缺失，更是创造模式的基础。意义没有被前载到系统中，起源也没有充当建构含义的基础，系统朝向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的开放未来发展，意义不是由某种统一的起源来保证的，而是发展演变的盲目性力量，即在既定的参数下寻找可行的方案，使意义成为可能。实际上，后人类预示着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也非自由人本主义的恢复，更不需要被解释为反人类。“定位于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中，以具身化的现实而非无形的信息为基础，后人类为反思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资源。”[2]388根据后人类的观点，人类的意识能力从未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后人类为建构另一种学说提供了资源：“(即兴/新兴的)涌现取代了目的论；反身性认识论取代了客观主义；分布式认知取代了自主自律的意志；具身取代了身体被当做心灵和心智的支撑系统；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动态的伙伴关系取代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来控制和掌握天性。”[2]390海勒强调，这当然并非后人类的必然意义，只是其可能的意思。如果将复杂序列中的某些线索强调并合并起来创造一种关于人类的想象，即后人类被当作一种优势，由此避免重写或重复某些过去的错误，人类向后人类的演变就具有了积极的前景与意义。海勒指出，正如后人类并非必然是反人类的，因此它也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人类与智能机器以伙伴关系合作的前景，并不是对人类权力和义务的篡夺或侵犯，因为它本身是分布式认知环境建构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发生改变的是人类主体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人类不再被认为是操纵和控制环境所必须的统治力根源。相反，新生人类主体的分布式认知与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思考”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完成。哈钦斯写道：“思考包括对这些结构进行整合，以便它们能够成型并且相互塑造。”[11]像这样对人类进行概念化的思考不但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反而正好促进了人类的生存，人类对具有灵活适应能力的整合环境的结构以及人类本身作为其隐喻的系统理解得越多，就能更好地塑造人类自身的形象，人类自身的形象准确地反映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系统。这种后人类观念也为我们用更加复杂周密的方式思考虚拟技术提供了资源与方法。

文章来源：《微计算机信息》 网址: http://www.wjsjxx.cn/qikandaodu/2021/0707/4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