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界线的历史演进与后人类的建构趋向凯瑟琳(6)

因此，海勒强调人类主体边界的拓展与重新认知。当人类主体被想象为具有明确边界的自主的自我，人类与计算机关系就只能被描述成一种分隔，即真实生活的可靠性与虚拟现实的幻觉，导致模糊了虚拟技术带来的深远变化。相比之下，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被合理、正当地视为依赖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的威胁。如果固守于自主的独立环境的自我，人们就会体验到《控制论》和《地狱边缘》所描述的恐慌，而这种自我观念的边界被彻底打破，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自我的彻底崩溃，之前制造的恐惧也会一扫而空。在虚拟领域中惰性的身体已然被抛在身后，无形的主体正栖居于此，在后人类帮助塑造的模型中，扩张了认知系统的参数，人类的功能也因之扩张。在这个模型中，问题不在于是否抛弃身体，关键在于以非常具体的、本土的、物质的方式扩张具身化的觉悟。

四、虚拟性的符号学

在人工生命的范式中，机器变成用来理解人类的模型，人工智能梦想在机器里创建意识，人类意识能栖息在由分布系统执行的机器般的功能之上。由此人类就被塑造成后人类。成为后人类并不意味着给人类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息处理机器，并且与其他信息处理机器——特别是智能计算机具有根本相似性。海勒绘制了后人类建构的地形图，提出后人类形成的两个重要辩证逻辑：在场/缺席和模式/随机，这实质也是有-无、有序-无序的关系。模式可视为对在场的有利补充而不是对抗性。这两种辩证关系相结合能帮助我们探索具身/身体和归并/铭写的理论结构的全部复杂性。第三波控制论希望在自我组织过程的递归性循环中增加一种向上的张力，使之像被压制的温泉具有突然喷发释放的力量。因此，这些过程就打破了自我组织的循环模式，跃进到一种新形态。第三波与第二波控制论的关系，是一种重复与创新相互叠加的序列模式。

海勒运用符号学的矩阵理论，将在场/缺席和模式/随机这两组辩证关系看作一个符号学矩阵的两个轴线。[2]333-336结构是由轴线以及轴线表达的形式关系决定的，但构成轴线的条件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动态地互动，并且从互动中产生新的合成条件。在场/缺席在第一轴线上，模式/随机在第二轴线上，两条轴线是一种排除关系而不是反对关系。连接在场与模式的对角线指向了继续与复制，连接缺席与随机的对角线则象征着破坏和中断。缺席破坏了在场的幻觉，揭露在场的幻觉缺乏本源的充实，随机则将模式撕开，让背景中的白噪音汹涌而入。顶部的横轴上，从在场与缺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合成条件是物质性，涉及到物质性的象征能力以及象征过程的物质性。在左边的竖轴上，在场与随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突变，当随机爆发到物质世界，突变会获得了作为后人类的社会表现和文化表现的效力。在右边的竖轴上，缺席与模式相互作用，产生鲍德里亚所称的“超现实”。在底部的横轴上，模式与随机之间的相互作用，海勒将之标记为信息，包括信息的技术意义以及一种更普遍的认识。这幅绘制的示意图表明了对于后人类重要的概念：物质性、信息、突变和超现实，这些即是两组辩证关系中产生的合成条件。海勒通过小说叙事展示了后人类的各种关节，每一组文本可以通过一组互补性的问题来表示。格雷格·贝尔的《血色音乐》[12]是表现突变的文本，后人类的产生是通过彻底重组人类的身体而实现。科尔·佩里曼的《终极游戏》[13]对应的是超现实，虚拟意识坚信其模拟的虚拟世界比人类居住的物质世界更真实。理查德·鲍威尔的《伽拉忒亚2.2》[14]是表明物质的动力学文本，后人类采取了交感神经人工智能的形式，这种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复杂，并且能够自我参照，以至于也可称为自我意识。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15]是信息的动力学文本，计算机病毒能影响人类，损坏人类的新皮层软件，并且将他们变成只能执行被输入的程序而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机械化实体。《血色音乐》《终极游戏》展示了被质疑的身体边界，《伽拉忒亚2.2》《雪崩》关注了各种形式的铭写，以及主导或替代血肉之躯的潜力。在这些文本中，后人类不是作为一种服从普遍规律的抽象实体，而是作为一种异质性力量的场域而出现，某些特别的向量将会贯穿整个场域。

《血色音乐》的主人公维吉尔·乌拉姆发现了一种可将人类的细胞与计算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他吞进肚子里的生物芯片在身体里产生了突变，细胞们继续进化并重新组织维吉尔的身体，并且改组了外部世界，将人类从自主的机体变成流动的棕色薄片。文本坚持认为，后人类不仅能够治愈标记人类主体性的各种异化，还能在协议中保存自主性与个体性。尽管人类形式和唯一性被抛弃了，但后人类被象征为一种必然理想化的东西——身份、个性、完美的共同体、无瑕的相互交流，以及长生不死的结合体。《血色音乐》的文本将朝向后人类的转变描绘成一种积极的发展，坚持后人类永垂不朽的诺言。《终极游戏》的情节围绕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展开。某天发生了一场谋杀案，而就在当天晚上，谋杀案就被模拟重现在一个虚拟现实的网络中。玛丽安最先意识到一个名叫奥吉的化身传到虚拟鼻烟室中，其精心制作的动画就是真正谋杀案的重现。奥吉实际上是一种新兴的后人类意识，它将那些心理脆弱的用户的潜意识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原料，人类变成了奥吉身体中的细胞，他将人类纳入他自己，奥吉以人类为代价建立了自己的自主性。原本应是自主的主体却被封闭在机器的界线之内，并且被利用为机器的目的服务而不是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奥吉而言，虚拟才是真实的，而现实是一种并不可信的仿真；在人类眼里，计算机屏幕不仅标志着真实与虚拟的界线，而且隐约地暗示意识与潜意识的界线。奥吉最后失去对“细胞”的控制无奈地死去，文本的结局象征着人类对后人类的胜利，象征着物质上有限的真实世界对无限扩张的无形“信息世界”的胜利。《终极游戏》暗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因为他们终究要死亡，并且只能生活在一个资源受限的有限世界。小说的情节轨迹也表明，“只有在不威胁人类的自主性、独特身份和有限性(finitude)的情况下，智能机器才是可以被接受的”[2]352。一旦后人类出现这些特性的对立表征时，它就被构想为一种致命的威胁，理性和爱就会联手肢解并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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